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是郑泉水老师。郑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郑老师26岁就评上了副教授，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他最近新出了一本书《破界创生:从清华钱学森班到深圳零一学院的创生教育》（以下简称：《破界创生》），里面提供了创生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也为我们指引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郑老师做了很多年大学教育的创新工作，可以说他从大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自己的创新之路，后来他到清华大学做了钱学森班（以下简称：钱班），也出了很多人才。三年前郑老师又在深圳这片创新的高地上做了深圳零一学院（以下简称：零一学院），从中学到大学，跨年龄、跨界地寻找中国有创新意识的青年人并加以培养和指导。

郑老师的教育思想是我难得读到的真有突破性的教育思想，我们一般读到的有关教育的书，都有点按部就班，从中间找一点点突破口，但郑老师的教育思想针对现有学生的传统状态做了颠覆式的思考，并且让学生产生颠覆式的内生动力最后成就自己，让两眼无光的传统教育生活，变成两眼放光的追求创新的生活。今天我会和郑老师聊一聊中国的教育发展，聊一聊教育中的创新，聊一聊中国孩子们未来的出路，尤其面向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着世界，我们的孩子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俞敏洪：郑老师，我读你的书，让我最有感悟的是，你上了大学以后的很多突破。坦率地说，我在北大的四年基本上是混日子混过去的，但你当时在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的几年真的很有收获，完全是内动力驱动的一种放光的生命，让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奠定了到今天一直走到中国科学院的基础。据说你高考的时候，成绩也并不是那么好，至少数学不是那么好，结果上了大学以后，你把数学变成了最强项，这到底是什么动力？为什么你在大学一直学习那么优秀，以至于当时学校里好几个老师都非常赏识你，并且觉得你天生就是一个学习型且创新型的人才？

郑泉水：我还原一下我的成长经历。我中学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我父母没读过书，但他们会给我充分的自我探索的自由。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把眼睛搞糟了，因为老在煤油灯底下看书，小学三年级就看不清黑板了，阴差阳错就只能自学，反倒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后来发现老师讲的赶不上我自学的进度，我就多出很多时间可以玩，我差不多每天会打3个小时的篮球，在整个初高中（当时是各两年）我都是县学生篮球队的一员，每年还要花一个月外出打篮球比赛；我还是县青少年绘画队的成员，每年脱课集训半个月；我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安静无人的楼上，长时间地搭积木，用军棋和自己削制的小木片搭建尽可能跨度大且美观的“拱桥”，主要诱因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跨过我家后门江西省的第二大河抚河。

俞敏洪：锻炼了你的动手能力。

郑泉水：非常重要，锻炼了我的身体、动手能力、专注力、想象力。

俞敏洪：当时也没想到要读大学？

郑泉水：对，那时候还没有大学。宣布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10月份说可以高考，我12月就参加了考试。考前仅有2个月时间备考，我偶然找到了一本几何题集，很快就着了迷，整天沉浸在里面，其他科目就三心二意地对付着。结果12月参加高考，拿到高考试卷的时候猛然发现，没考几何题。（笑）

俞敏洪：但打好了几何的基础。当时是16岁？

郑泉水：对。因为数学没考好，在进入大学以前，我加紧补习数学，内容逐渐延伸到了本科还没有学习的部分，所以尽管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数学才38分，当时我们班还有数学满分的人，但我一上大学就发现，我的数学其实比别人好，所以我在数学上肯定是有天赋的。当时我注意到我们寝室的同学，因为当时中国十年没高考，什么样的人都有，藏龙卧虎，我16岁，我寝室里面有人32岁。他们很多人都比我聪明，我没他们聪明，但我可以争取把一两样东西做得比他们好。

我上大学以后很快就看了《爱因斯坦传》，这本书对我的成长非常关键，爱因斯坦甚至算是我的第一导师。第一，他第一年没考上大学，我还比他厉害一点；第二，他上的大学当年是很一般的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第三，他想学的课程他就拼命学，不想学的就抄作业。1978年恢复考研，当时我的目标是考研究生，我觉得爱因斯坦能够成功，我就能成功，我也是像他一样比较专注的人。某种意义上讲，我愿意把我的学习方法归为爱因斯坦学习法——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且学得很深。

俞敏洪：所以你有一个教学理念是精深学习。

郑泉水：对。我本科学的是土木，当时我把本科的、研究生的数学课程都学了。

俞敏洪：当时你专注的是数学，并不是土木？

郑泉水：对，我很快就注意到我对土木不感兴趣，因为土木没有太大的挑战，很快我就想学力学，力学很好玩，力学是整个科学的基础，像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

俞敏洪：那时候江西工学院应该没有能做这些研究的老师指导你吧？

郑泉水：没有。我现在总结出来一些教育的本质，比如应试教育肯定要有老师。教育是教知识、育学生，教知识难度不是太大，学习还是容易的，尤其回头看我自己的成长，那个时候我会自学，很多东西就自己学了，并且我还想考研究生，加上爱因斯坦喜欢做研究，所以我在大一、大二就开始思考做研究，这是阴差阳错造成的。

俞敏洪：那时候中国的研究氛围还非常弱。

郑泉水：我的老师没人会做研究，当时很多老师都没做过研究。

俞敏洪：但他们当时对你学习的印象非常深刻。

郑泉水：就很奇怪，因为我有的课程不怎么样，可能有特别好的部分，能比别人好出一大块。

俞敏洪：一好遮百丑。

郑泉水：偏记忆的课程，比如政治、语文、英语，我都学得不好，有内在规律的东西，我能学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是天才，但至少我在一方面是天才，老师解决不出来的问题，我一下就可以看穿。像力学有一个100多年没解决的问题，我是非常直观地就能一眼看穿。

俞敏洪：这是天分，还是后天专注力的结果？

郑泉水：他们说是第六感，我说不准，可能是天赋。我在欧洲待了三年多，很多人做了五六年（解决不了）的问题，有时候我两三天就解决了。

俞敏洪：这可能是有天赋。

郑泉水：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天赋，是一方面有天赋。

俞敏洪：那肯定的，你要是全都有天赋，那还了得！（笑）

郑泉水：那时候很随意，就把时间花在数学上了。从大三开始，我决定仿照爱因斯坦追求物理统一场论的做法，去追求统一“连续介质场的力学与物理”，也叫“理性力学”。为了这一研究，我自学张量分析。当时江西工学院没有能够指导我研究的老师，我就自己去联系。我大着胆子给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郭仲衡院士写信，很惊喜收到了回信，他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看懂了他那本《非线性弹性理论》的人”，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郭先生的鼓励下，1981年底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但我考砸了，总分够，但政治考了35分，没法上北大，郭先生感到很遗憾。1982年他从国外回来了，我们在无锡第一次见面，见完以后，他说你一定要到我这里读研究生，我来想办法。所以尽管我没考上，他还是想办法让我去读研究生了，1983年，我已经留校任教了，但在郭仲衡先生、杨德品教授、以及湖南大学时任副校长熊祝华教授等多方协调下，我最终圆了一段北大梦——即以在职硕士生的身份进入北大数学系跟随郭先生学习了一年半，辗转回到江西工学院后再由湖南大学于1985年（我未曾去过湖南大学）授予硕士学位。

其实在北大读研的过程中，我已经比较自信了，1982年，也就是我刚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戴天民教授主讲的全国应用数学和力学“张量分析”的讲习班上，他发现他做的东西，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问题，我们在一起几天就写了一篇文章，他邀请我一起写书，还把我推荐给了钱伟长先生。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天赋。

俞敏洪：是一个正向飞轮。

俞敏洪：其实你一路走来，你遇到的老师都很好，一个年轻的学生，能碰到一个欣赏他、举荐他、帮助他的恩师，对他的人生其实非常重要。

郑泉水：对，比如杨德品教授。我是一个内生动力很强的人，我学爱因斯坦的方法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就觉得我好，并且帮助我。他当时给我们上好几门课，比如弹性力学、结构力学，但他知道我的水平早就超过了，让我来听课是受罪，就给我免修了好几门课，所以很多课我都从来没听过，而且大概有5、6门课都是让我自己打的分。

俞敏洪：现在有这种气度的老师确实不多了。

郑泉水：这个意义在于，他让我看到了对我的信任、欣赏，我不需要浪费那些时间。而且他还很有担当，我没当过讲师，我从助教开始直接当了副教授，其实学校是不同意的，但他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俞敏洪：80年代评教授可是挤破了头的，因为有一批老老师都没评上，凭什么你这么年轻，20多岁就把你评上了。

郑泉水：所以我觉得以杨德品老师为代表的整个生态都特别喜欢我，他是敢担当的人，他做这个事需要突破很多框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担保，他还要找人帮你推荐，要去说服学校。我现在当老师以后，知道这种破格需要花多少时间，我在那里收获了信任、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因为你上了不同的台阶，资源也变得更多了。

俞敏洪：他给了你信心，而且你的升迁，包括你在学术和岗位不需要钻营，只要你展示能力就行，当然还要有你的人品。

郑泉水：我跟黄克智老师30多年，一路上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我提拔、重用，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些（特别是他当年如何帮助我破格提拔为副教授的事），一直到2022年，他快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一点非常可贵，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当年）帮助过我。

俞敏洪：这个老师的品格好高，有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采。

郑泉水：这个秘密藏了30多年，你很难想象。中科院的院士要写回忆录，因为我们这个故事比较传奇，说让我们一起采访，到了这时候他才告诉我的。他是江西人，也是南昌大学的校友，所以可能有点老乡情谊。他告诉我，1985年，我从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3年，工程力学团队代表学校申报首个硕士点，黄克智老师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他和时任评议组秘书的杨卫院士在审阅申请材料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了我。

俞敏洪：后来怎么又回江西工学院了呢？

郑泉水：那时候我认为郭先生做的问题是“杀鸡用牛刀”，他用非黎曼几何解位错的问题，我认为位错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非黎曼几何要学非常多的东西，再加上还有其他认知上的差别，最后我就跟他说不读了，就回到了江西工学院，但在北大的那几年，对我的塑造也很深。

俞敏洪：没有被北大带偏，北大特别容易把人带偏！（笑）

郑泉水：我在北大的时候，跟三个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住在一起，这很重要。我们当时一天到晚都在聊社会学的问题，那时候就讨论独生子女政策，我跟他们说，你们研究的这个课题不好玩，不如研究未来20年，独生子女政策一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传统不是这样的，所以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变化一定是影响巨大的。

俞敏洪：你对问题的洞察很有先见之明，不光是对科学、数学问题有先见之明，对社会问题也有先见之明。

俞敏洪：今天你做这种创生教育又是一种先见之明。

郑泉水：有这个关系。当时那段时间就把我的思维维度打开了，我和一些哲学、社会学的人也玩得最多，所以在北大的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收获。

俞敏洪：你的学术生涯是少年春风得意，某种意义上算是一帆风顺，后来还到国外研究了三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狂傲，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你身上充满了谦和的君子气息，我要像你这样，我会傲到天上去了！

郑泉水：我没有。我觉得我有一定的超能力，别人做了十几年、二十年的问题，我能轻易解决，这确实是一种能力。

俞敏洪：但你并没有因为这个能力目中无人。

郑泉水：我觉得，我做的问题不够有意思，我做的问题永远拿不到诺奖。

俞敏洪：你有没有想过去研究能够拿到诺奖的问题。

郑泉水：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我一开始学的是土木，经常接触的是拖拉机什么的，做的问题也偏数学。后来到了北大数学系，郭先生给我的问题，我意识到那个问题不够大，但到底什么问题够大，又没人能告诉我，后来我自己在书上找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比较大。因为我的数学好，尤其张量好，应用力学会用高阶张量，我就创建了高阶张量理论，整个（连续介质）力学（本构方程的数学）基础体系是我构建的，但又怎么样呢？这对世界的改变差得太远了。

俞敏洪：如果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世界级的导师给你指点一下……

郑泉水：我估计肯定会不一样，因为我当初挑战的问题不高，这一路上都是我自己找问题。

俞敏洪：包括现在的“自超滑”也是你自己找的问题？

郑泉水：对。当初没有这个视野，视野特别重要。（1993年）回国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在追赶，我回来到清华的固体力学研究所，清华的力学当初就比较好，我们每个星期都请一些外面的人来，也做得的确实比较先进。做了几年以后，到了1999年，当时我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做材料（性质）的均匀化（理论），我把公式做得很漂亮，学生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做完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做完了又怎么样？

俞敏洪：每次做出了成就，就发现不够大。（笑）

郑泉水：不够大！

俞敏洪：现在你60岁，如果让你回到30岁，你会做怎样的问题？

郑泉水：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幸运了，而且我现在做的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

俞敏洪：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注定了你的“天命”不是拿诺贝尔奖，而是培养下一代。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清华大学的钱班和深圳的零一学院，两大创新学院、创新体系都是郑泉水老师创办的，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变成了郑老师的“天命”。

俞敏洪：刚才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专注力，我也认为专注力是一个人成就事业和研究的最核心的能力，如果你对自己做的事情没办法全身心投入、专注，你就一定不会深入下去，也不可能出成果。另一个就是你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内动力，也就是学生心中真正的激情，你认为这是学生成长和创新的灵魂。这种专注力和内动力，你认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郑泉水：我做钱班以后，花了蛮长的时间看心理学。人是很有意思的，人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你贫穷的时候，你的第一需求是吃饭、活下来；你钱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思考更高的要求，比如社会的认同、同伴的认可、做成事情、有成就感，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导致的一种内在需求，换句话说，你要做成什么事，跟你的这个需求是匹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内在动力的源泉。我自己学习、做研究的时候，虽然过程很复杂，比读书难多了，但我会得到很多正反馈，比如（北大的）郭仲衡先生、钱伟长先生、黄克智先生，还有我的（南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正向反馈会不断强化我的内心，强化我的成就感。

俞敏洪：外在的鼓励和推动力很重要。

郑泉水：每个人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一定的目标和想做成的事，内生动力就是“你想做成什么能够让自己感到特别有意义的事”。

俞敏洪：人的动力无非是几种，一种是他内心确实有热爱，想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是最大的动力。另一种就是外在的动力，也就是你说的外因，包括我想追求更好的社会地位、得到更多人的承认，或者想寻找更好的生活、工作场景。

郑泉水：对。人的最本质、最基础的动机就是好奇心，几百万年、几十万年以来，如果人类没有好奇心，早就被老虎吃掉了，所以满足好奇心本身就会让人类很愉悦，这是生理学上很重要的一点。后面当你做成事情，做得还能脱颖而出，而且对家庭、社会、民族、国家有很大的价值，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就会忘我。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有一位清华附中的毕业生，他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跟着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他中间去高盛待了一段时间，他对天文非常感兴趣，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花了很多时间培养他，但他快毕业的时候，他有点吃不准到底是做天文还是去高盛，因为去高盛相对会更快见到回报。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问他，你会感到做天文是上帝对你的召唤，是你的天命吗？他想了一下说，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说，那你不要做天文，因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做，就因为我们感到这就是我们的天命。

俞敏洪：你有这种强烈的意识吗？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变成你的“天命”了吗？

郑泉水：我认为现在是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论、底层逻辑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我认为:现在的教育是短期的功利，对人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但我的理念和方法对人的短期和长期都有好处，假如能让每个人受益，能让家庭受益，就会改变世世代代，那你的成就感就会很高。

俞敏洪：而且不光能改变个人命运，还能够改变国运。个人认为，中国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路就是消灭孩子好奇心的过程。你对现在这种把人硬塞到应试教育轨道中，压抑甚至消灭孩子好奇心的教育体系，能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郑泉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命题。

俞敏洪：你觉得面对外部形势的逼迫，以及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那套传统的教育方法，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终也会改过来？

郑泉水：一定会改过来，如果不改就会被社会淘汰，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改变。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因为这是社会需求。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大规模制造业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出口到全世界，所以在过去，你只要有一点知识，有一定的技能，你就至少可以在这些地方当一个好一点的工人。但现在大规模制造、需求的驱动已经锐减得一塌糊涂了，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生产了，更糟糕的是，假如你的工资高，机器人的成本更低，机器人就可以直接替代掉你，这些人自动就没工作了。

俞敏洪：非常对，因为人在解决需要动脑子的难题时，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会更加持续、强烈。

郑泉水：这对你的思维成长好处也会更多，一方面你会更加愉悦，一方面也成长得更快。

俞敏洪：你在书中提到了心理学和思维成长的问题。根据生物科学的研究，只有你深度动脑的时候，你脑中的突触才会更加快速连接和成长。

郑泉水：是的。什么叫伤脑筋？伤脑筋就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伤脑筋的过程就是在成长，如果你做的问题很容易，就不伤脑筋，对应地也就没成长。你非常专注的时候，成长效果更好，一般要至少专注3个小时以上，这时候成长得最快。

俞敏洪：对于学生的测评，你提出了五大素质的概念，除了内生动力以外，还有开放、坚毅、智慧、领导力，这五个维度为什么重要？跟学生未来的创新研究有什么关系？

郑泉水：这五大素质有内在关系。首先内生动力是第一位，其次是开放性，钱班是为了培养未来的领袖，他要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的思维要提升得非常快。这种挑战性的、未知的问题一定要开放，要有外面的信息进来，在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非常认真地听，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因为这种交流是打破思维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开放性是放在第二位的。排在第三的是坚毅力，因为你做困难的事情，它永远会跟失败相伴，并且不止失败一次，所以坚毅力特别重要。我认为这三者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不可改变的，你的智力几乎没法改变，但你的智慧可以改变，你可以向很多人学习。

俞敏洪：智力和智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郑泉水：智慧是更加综合的，可以在任何场合学习到别人的智慧。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智慧，随时随地在学习，在吸纳别人的东西。智力是你的智商比较高，你的天赋比较好。

俞敏洪：智力是定量，智慧是变量，智慧是可以改变的。

郑泉水：智慧有很大的变量。智慧是你做大事的基本前提，领导力是你跟别人交流，很多人愿意支持你，你要能带团队，没有这些能力，你不可能做大事、做难事。

俞敏洪：一个人的奋斗是孤身奋斗。

郑泉水：所以年轻的时候，最前面的是三个，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做大了以后，智慧力和领导力就非常重要了。

俞敏洪：智慧力和领导力包含了跟其他人合作，共动发展。

郑泉水：对。我现在对钱班选拔学生时的评价，把内生动力占到35~40%，开放性、坚毅力各占20%、智慧力10~15%、领导力10%，前三项偏个人，后两项适合更高的复杂性和多人团队。毕业的时候，五项的权重会更加均衡一下。

俞敏洪：我发现你开始在清华做钱班以后，你在这“五力”中的智慧力和领导力都非常到位，你是后来学出来的，还是你原来就具备这些能力，只不过被释放出来了？

郑泉水：应该说之前没有意识到。我在1996年应邀参加了一个在瑞士举行的创造性领导力的论坛，学到了蛮多的东西，突然意识到这个领导跟我们的领导不一样，我们以前的领导是权力，真正的领导是leadership，你的洞察力、行动力和说服力等，可以动员别人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俞敏洪：领导力跟你是一个领导没有关系。有的人是领导，但没有领导力；有的人是普通人，但是有领导力。比如一个班级里，谁都不听班长的，但不是班长的那个家伙却能忽悠全班人跟着他走。

郑泉水：这就是领导力，别人愿意跟着他走。

俞敏洪：你搞钱班的时候能忽悠那么多学生、老师跟着你一起走，现在又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做零一学院，这是典型的领导力的表现。

郑泉水：对。

俞敏洪：你在书中把学生分成了A型学生和X型学生，A型学生是考试都能拿A，X型学生是创新型的有创造力、有内在激情的学生，这两种学生之间有区别点吗？A型学生能转成X型学生吗？为什么你说中国乃至世界的X型学生数量相对比较少？

郑泉水：人的成长肯定需要一些外界因素，你的天赋很好，别人给你的外界支持可能会多一点，但这是次要的。你自己的梦想是你成就的天花板。X型学生在中国比较特殊，也许在东亚都比较特殊。我自己理解，这是90年代末大学扩招造成的，因为教育资源不够，又只有高考这一条线，所以只能靠分数，必须每门都是A才能挤出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换句话说，从全世界的角度讲，A型学生不应该存在，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造成了A型学生的碾压性存在。人天生就是X型的，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现在扭曲了。

我现在的认知是，假如用创生教育的理念，你做的事情比考试要难，你会痛快地成长。你之前在两会的时候提过，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考300分、500分，在他喜欢的、有激情的领域给更高分？我认为这是对的，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高的人才，通过多元评价体系，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将资源分配给那些真正有潜力和特殊才能的学生，而不是仅仅根据考试分数来分配，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民国时期，梅贻琦校长主持清华大学时就规定，如果学生在某一门主课中能考到85分以上，就可以被录取，而不管其他课程的成绩。这种政策体现了对特殊才能的认可和鼓励。

俞敏洪：单门课展示了天才的一面，就可以入学了。好像钱钟书数学考了0分。

郑泉水：对，钱伟长是数学、物理、化学加起来25分。

俞敏洪：后来他成了伟大的科学家了！（笑）

郑泉水：伟大的科学家基本都是这帮人。你需要专注，并且不止专注一年，而是要专注十年、二十年才能解决一个难题。所以结论是，X型学生不仅是天然的，而且是创新人才的基本特质。

俞敏洪：实际上是培养学生“一剑刺破天”的能力。

郑泉水：对。当然，是不是说他其他方面就不行？不是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一剑刺破天”，他的思维能力很深了以后，他的能力是可以迁移的，他的思维方式、认知完全可以复用。很早的时候，我曾亲耳听到钱伟长先生作报告时说，任何一个学科给我半年时间，我就可以做到一流，那是70年代。当时我很吃惊，后来我跟钱老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谈过，但现在我觉得是对的。我现在带的学生，领域非常宽，我的论文发在物理上、化学上、生物上，都是顶刊。

俞敏洪：因为有这把剑，所以哪个天都能刺破。思维能力和境界提升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前瞻性的眼光去看。我问一个问题，现在A型学生通过努力或者通过机缘能转成X型学生吗？钱班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有很多学生很有能力，你也举了一些让人非常感动的例子，但也有一些学生转了半天也转不过来。

郑泉水：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挺忧虑的。我办钱班将近十年的时候，我曾认为转不过来。

俞敏洪：你当时做了好多努力，想把这些学生从传统的考试思维和被动的学习思维转成创新思维，结果你发现有些老师都配合不了。

郑泉水：学生很难转，老师更难转。我认为有的人是转不过来的，现在看来大多数人一年到两年左右是可以转的。

俞敏洪：要在正常引导的环境下。

郑泉水：还要在钱班的环境下。因为钱班前面做成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学生相信这种教育模式是有效的，但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积累。我也分析了原因，我们的思维虽然看不见、抓不着，但它实际上也来自于物质。大脑中有大约700亿到800亿个突触和数千亿的神经连接，这些物质基础决定了思维的形成和变化。当学生进入钱班这样的特殊教育环境时，他们的思维模式会逐渐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选择，例如，他们可能会更注重创新和实践，而不仅仅是追求高分。不过，尽管钱班的教育理念强调创新和多元评价，但外部制度，比如清华大学的GPA排名和保研制度，仍然以分数为主导，这种制度使得学生仍然倾向于追求高分，而不是真正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潜能。

俞敏洪：钱班的学生还要通过传统的GPA来判定吗？

郑泉水：我做了一个很严格的规定，进钱班以后不看分数。

俞敏洪：不允许互相之间狭隘地以分数竞争，而是以自己的兴趣竞争。

郑泉水：但保研的时候按学校规定依然还是会看分数。因为钱班的成功，清华给了比较好的待遇，90%的学生都可以保研，但即使是那没保研的10%，也依然会影响到大家对分数的竞争。其实这种竞争毫无意义，因为钱班1/3的学生都出国读研，所以逻辑上讲钱班剩下的学生100%可以保研，但就因为有这10%的存在，还是有些学生很在意。我呼吁学校尽快去掉这个排名，因为在清华，一个教授只能带一个博士生，带四五年，这个教授的投入非常大，为什么不能把自主权给到教授呢？能不能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教授？

俞敏洪：我觉得原则上应该是这样，信任是互相的，你相信教授，教授就会给你更好的成果，他不会“作贱”自己。

郑泉水：研究生招生的改革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突破的点。

俞敏洪：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确实部分意义上是对大学老师的不信任造成的，清华能给你这么大的信任已经特别不容易了，而且你还不是清华本家出身，所以非常不容易。

郑泉水：对，我很幸运。

俞敏洪：如果是这样，A型学生转成X型学生难度挺大的。中国整个教育体系，是以培养A型学生为主，就是为了考高分。你在书中也反复说，你做钱班也经历了五到六次的思维破界，每次都很艰难，不光是你自己的思维破界，还要跟你合作的教授破界，还要破学校制度体系的界，还要破学生思维框架的界。什么叫思维破界？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做到思维破界？

郑泉水：第一，思维很容易形成定式，之前的成功和失败都会不断地强化你的定式思维，这个很难打破。

俞敏洪：但总要有人去打破才能发展。

郑泉水：在钱班大致上每三年会有一次思维的突破，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变革。举个例子，我做钱班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初心是，帮每个小孩找到他的激情和他的内生动力，我知道这非常难，但这特别有价值，哪怕多帮助一个人，都特别有价值。

那这个事到底怎么做呢？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方法来系统性地提供帮助？当初我思考过很长时间，其中有一个底层思考逻辑是，你让他去尝试，还要让他感兴趣，还要感到自己是擅长的，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好，而且能做成第一名。到现在为止，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让他做一个别人从来没做过的事，别人没做过的，你去做，你就是第一名。

俞敏洪：但是哪有那么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呢？

郑泉水：你只要做研究，就有无数的未知，尤其是去解决一个别人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这就是未知。比如你创办新东方就是未知，你做成了你就是第一名。我是做研究出身的，我当时想的是研究，现在我的思路就更宽了。

俞敏洪：包括解决有些大公司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也是突破。

郑泉水：对。我们那时候是锁定在研究上，我的结论是，假如没有足够的知识，你要学力学，没有学到大三是没法做研究的，但后来有同学给我做了案例，居然冒出来一个学生低年级可以做研究，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让我意识到，同学们大概有很长时间对研究的理解是，竞赛就是研究，做题就是研究，其实都不是，但这个思维已经很多年了，改变不了。

很多同学做了研究拿过来跟我讲，推导了一大堆公式，我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解决了什么问题？一概不知道，他只做了一大堆推导，他把一个未知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已知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未知问题，这个思维很难改。中国人的思维是我怎么把它做出来，走到这一步下面该怎么做？但你要做研究，首先是要提问，首先要解决“为什么”。提问是做研究的最基本的功夫，但我们的应试教育是不能提问的，你提问，老师会烦你，所以应试教育导致这个思维的改变变得很难。

俞敏洪：经过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脑袋已经固化了。

郑泉水：后来我突然发现，只要把这个问题从做力学研究、数学研究变成未知，思维就打开了，其实很小就可以做研究，你观察到未知，再把它变成已知，就是研究。

俞敏洪：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学生也可以做研究，因为小学生未知的领域更多。

郑泉水：小学生有好奇心，后面我也看到，最小的8岁就可以做研究。科学研究的核心是从“未知”到“已知”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发现很好的一种方法是，引导学生明确什么是“未知”，并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现代技术（如互联网和文献数据库）极大地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学生可以通过简单的检索快速了解某个领域的“已知”和“未知”，使得研究能力的培养可以下沉到更低的教育阶段，比如大一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从而提前培养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能力。

俞敏洪：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未知问题。

郑泉水：你只要可以提出问题，就一定可以找到。

俞敏洪：但这和学生对这个问题产生激情、热情，产生内生性的动力去做研究是不是还有距离？

郑泉水：有距离。你让小孩自己去找，一般他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前提是他要自主。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诀窍，你这个团队还不能太大，大概100来人的团队是比较好的，如果是1千人、1万人呢？你不一定做得最好。

俞敏洪：但不能说100人、1000人同时研究一个问题？

郑泉水：假如你是自己找的问题，就不太可能一样。当学生主动去探索问题时，他们会沿着自己的思路不断深入，直到遇到未知的领域。这时继续探索未知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路径，这也能让学生去挑战未知的、有难度的事情，帮助他们找到自己擅长且觉得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这同时需要老师两个方面的引导，一是老师需要引导学生找到他们真正感兴趣且认为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只有学生对问题本身感兴趣时，他们才会更有动力去深入探索；二是老师需要帮助学生找到适合他们能力水平的问题，避免问题过于简单或过于困难，如果问题难度过高，学生可能会因为频繁失败而失去信心，甚至认为自己不是做研究的料。钱班也发生过不少这样的案例，老师的问题设置的太难了，把博士生研究的问题拿给本科生去做，怎么都够不着，就永远失败。

俞敏洪：学生没了自信心，给他的题目难到了根本解决不了的程度。

郑泉水：题目依然是他的题目，但老师要把控一下难度，让他跳起来能够得着。

俞敏洪：你在钱班提出了“123”模型——“一中心、双螺旋、三聚变、三生无界”，来自于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念。这个模型对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模型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呢？

郑泉水：我写这个是希望帮助更多的老师、家长，帮助政府做做梳理。现在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它的挑战在于，我们没有机会重复教育小孩，因此家长往往会比较保守，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常常不知所措。如果能够梳理出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就可以帮助孩子找到他们最想做的事情，这是对孩子成长最有帮助的方式，当孩子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时，他们的思维能力会得到提升，这不仅会反映在考试成绩上，还会对他们未来的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这种教育模式对家庭也有很大帮助。当孩子自己想做某件事情时，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更高，家长也会感受到孩子的积极变化，同样老师也会发现，当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兴趣时，教学效果会更好。总结来说，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孩子找到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有了这个东西，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郑泉水：是的。现在很多学生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上完大学的孩子很迷茫，甚至进入大学之后，有时候还得抑郁症，甚至完全自我放弃，自杀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在什么地方？

俞敏洪：人生的意义特别不好找。

郑泉水：我们将“123”模型放在了20几个学校做实验，都非常有效，所以这是个普遍性的方法。在实践中，当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时，会产生强烈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会形成正反馈，激励学生不断进步，形成一个闭环的成长过程。我们称这种过程为“正向飞轮效应”。这种飞轮效应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需要学生不断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适当的挑战性是关键：如果问题太难，学生会感到挫败，形成负反馈；如果问题太容易，学生则不会感到成长，也不会有持续的动力。

我们发现，只要将这三件事情结合起来——兴趣、擅长和挑战——学生就能形成一种长远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还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持续成长。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找到他们真正感兴趣且擅长的事情，并通过适当的挑战性保持持续的动力。这就是“一中心”的核心内容——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方法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潜力，还能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俞敏洪：“一中心”是以学生的激情和爱好为中心，那“双螺旋”是指什么呢？

郑泉水：“双螺旋”是指进阶研究和精深学习，这是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独特的激情并实现痛快成长的高效方法论。研究可以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学生应该从简单的研究开始，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研究。进阶研究就是学生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增加难度，但难度要适中，即“跳一跳够得着”，这种逐步增加难度的过程可以帮助学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同时，保持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在跳起来够得着的研究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但他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应该选择自己内心觉得特别有激情、着迷的事情来研究。这种兴趣驱动的选择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性。

俞敏洪：就是跳起来够得着。

郑泉水：精深学习的核心在于“精”和“深”，“精”就是选择，“深”是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也会逐渐加深。

俞敏洪：实际上是一个宽和深的结合。

郑泉水：这种学习过程是由研究引导的。学生在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时，需要学习更深的知识，也可能需要更宽的知识面，但这些知识都是有价值的、有用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学生往往学习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面较浅，容易形成似是而非的理解，不利于解决问题。这种浅层次的学习可能会导致思维定式，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俞敏洪：而且任何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都不是研究的对象。你在书中提到的“三聚变”是说，通过“X型学生+X型问题+X型导师”匹配聚变，构成了实现师生相互吸引、成就共同梦想的“第一性原理”，体现的是心理学中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高端——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导师的“超越需求”。你在这里说的X型学生、X型问题、X型导师，指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新性地去寻找答案？

郑泉水：X代表未知，我追求的是通过自己的内心去寻求未知。

俞敏洪：我一直认为在中国，X型老师比X型学生更加稀缺，你觉得呢？

郑泉水：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老师更偏X型，但现在年轻一代的老师，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A型老师。所以为什么我也觉得责任感很大，因为继续这样内卷肯定是不行的，我希望更多人出来试一试，至少我们的方法是行得通的。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老师，像我们都要退休了，所以年轻老师的思维改变至关重要。

俞敏洪：你觉得有希望吗？现在留学回来的一批更加年轻的老师反而是有希望的。

郑泉水：我依然是看大势，A型老师没有需求了，自然就会被淘汰掉，他们不得不改，从这个角度讲，短期很难，长期不难，因为需求会把他淘汰掉。

俞敏洪：学生会反推着老师改变。

郑泉水：是这样的。现在的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一定要拥抱变化，这对老师的未来也非常重要。

俞敏洪：你看到年轻老师拥抱变革的势头了吗？有点像我们当初刚刚进北大的时候，有一批工农兵学员变成的老师后来迅速被淘汰掉了。

郑泉水：我看到了这种趋势，我跟很多年轻老师谈过，年轻老师对过去这套非常不认可。举个例子，在大学里，学分为什么减不下来？因为老师要上课，不是真的需要上课，而是老师要上课。我看到的变化趋势，清华从2020年开始做书院，几乎所有的书院都采纳了钱班的这几个关键概念，降了相当多的学分，降学分的原因就是想让学生有时间去做研究，做精深学习，或者做创新。

俞敏洪：你觉得清华这几年做书院做得成功吗？已经有不少本科生在书院体系下学习了？

郑泉水：相当多。我认为做得蛮成功的。

俞敏洪：好像北大还没有做书院制。

郑泉水：书院制是一种自发行为。

俞敏洪：其实是被你引导的，首先你做了带有书院色彩的这种研究。

郑泉水：钱班的学生分散在全校，覆盖了40多个专业，很多老师看到钱班学生有两个特征，一是基础非常好，二是动力很强，所以他们喜欢这个学生。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做书院，但我认为大家可能还是不太理解书院到底为了什么。

俞敏洪：有时候可能是形式主义，为了模仿而模仿。

郑泉水：是，很多书院是起了一个名字。我觉得书院最大的意义是，有一些老师真的去关心学生。坦率地说，过去的大学老师只关注科研，因为科研可以评价，比如评职称。

俞敏洪：认真评价了那么多科研，但中国真正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在世界上是数得过来的，有的科研纯粹是为了晋升，要升副教授、教授，就要搞科研，很多老师带研究生、本科生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帮自己干活，而不是让学生真正有突破性的思维。您觉得这种现象未来能改变吗？

郑泉水：我认为也能改变。

俞敏洪：我发现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郑泉水：我是偏理想的乐观主义者，否则不可能做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要用对方法，举个例子，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穷成那样，你很难想象今天能成这样，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制度改变了，释放了人的潜力。

俞敏洪：如果现在中国教育要改变，制度就得有所改变。

郑泉水：当初最大的改变就是领导人说“摸着石头过河”，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俞敏洪：至少放开了。

郑泉水：放开让你去尝试，这不就改变了嘛。这次中央特别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但我觉得不要“齐步走”的方式去“一体化”，这是没有希望的。

俞敏洪：任何齐步走的一体化都会局限人的思维边界。

郑泉水：可以去做一些试点，成了，别人自然会跟着来，不成，自然就会淘汰掉。我们要思考当年怎么成功的，要更加开放，让大家去尝试，我相信就会改变。

俞敏洪：你说过，做创生教育，中学阶段是不能缺位的，如果到了大学再进行创生教育就有点晚了，现在高中的学生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他们怎么有机会参与这种创生教育呢？

郑泉水：我们正在深圳的中学里做试点，因为在“双减”以后，深圳要求一周里有半天时间做创生教育，现在还没有达到我的希望。

俞敏洪：你是帮他们设计项目吗？

郑泉水：我在做几类试点，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当初清华附中的校长王殿军跟我的理念非常一致，他也是“干中学”的倡导者。他开设了一个实验班，这是零一学院的第一个中学实验班，这个班的成绩非常好，说明“干中学”的模式是有效的。

俞敏洪：他讲过这方面的经验，“一边干一边学”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而不是等到想清楚了再干。

郑泉水：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赫伯特·克勒默曾经说过，在实验室里干3年比在书本上学16、17年更有成效。实践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新的东西，实践过程中，学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正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实践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这比在书本上的那些难题有成效得多。我注意到教育部这几年在逐步深化考题的挑战性、灵活性，这与“干中学”的理念是相关的。

俞敏洪：我觉得考试难度在调整，有的变难了，但并没有往创新性的方向发展。

郑泉水：这一点我没有仔细考察，估计往创新性发展有难度，不敢走“没有标准答案”的路，我认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俞敏洪：如果变得太多，容易引起反弹。

郑泉水：对，在诱导往这方面走，但这种路径需要更多的主观评价和个性化处理，难以标准化，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零一学院，我需要花费两周时间来观察学生的表现，而传统的考试只需要2个小时。这种评价方式虽然更全面，但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但不论如何，从我现在在南山育才中学和另一所中学做的试点来看，把时间释放出来一些做创生教育以后，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变好一点。

俞敏洪：因为他的思维能力提高了。

郑泉水：校长认同这个理念，找一帮认同这个理念的家长、小孩，他们自己报名，半年、一年以后，成绩提高了很多。

俞敏洪：这种创新性教育倒过来激发了孩子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的速度、思维的高度，反过来应对应试教育，反而变得更容易了。

郑泉水：一个是更容易了，学习也变得更有乐趣了，原来不知道学习是干嘛用的，现在会觉得学习每一个知识都变得有用了，因为真正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会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所以学知识变得有趣了。

俞敏洪：你看到了这些你接触过的跟着你们学创新的学生们爆发出来的新活力？

郑泉水：是的，所以现在要积累更多数据。国务院的老参事汤敏先生，他刚刚退下来，参加了零一学院，他说要做一个更大胆的尝试，就在北京、福建做了一个网课班，没想到远程做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假如远程的效果也很好，一下就可以做20个班或者200个班。深圳全面普及了半天时间，让孩子自愿用半天时间参与创生教育，国家层面也可以鼓励一些中学校长，我的想法是，未来可以再到各个区县。有的小孩会说，我不止用半天，我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参加，因为这个好玩，这个玩跟平常玩游戏是不一样的，这个玩是不断打怪、不断升级，它没有止境。

俞敏洪：每个加入这个创新项目的学生，都有自己要达到的创新目标。

郑泉水：这是他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且每个学生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带来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相互激发，相互学习。

俞敏洪：Peer Pressure和Peer Learning。

郑泉水：改革开放的很多试点成功了，别人很快就会学习。我们把老师集中起来一起思考什么地方做成功了，什么地方不成功，再来训练老师。

俞敏洪：训练老师可能比训练学生更加重要。零一学院做了三年，做出了一些成就，包括中学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激发，大学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零一学院都在做尝试，零一学院跟传统中国大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郑泉水：这是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零一学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创新思维，一个是创新者，传统大学依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应该让它继续发展，国家也在大力支持。社会改变都是有一些颠覆式的改变，比如乌克兰战争变成了无人机主导，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数智时代，使得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之前完全没有的学校，这个学校全球历史上都没有过。

俞敏洪：施一公做过西湖大学，我到他的学校做过演讲，他也和我对谈过。你觉得零一学院跟西湖大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施一公也说，他不要传统大学。

郑泉水：个人观察，他这个学校是非中国传统的大学。

俞敏洪：他的榜样是美国的那种创新大学。

郑泉水：对，这并不是历史上的传统。

俞敏洪：你的零一学院是突破历史上没有的一种规制。

郑泉水：对，形式上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认为等于没有学校。还有一个意义，零一学院跟现有的大学是相互成长的，没有任何矛盾，就是相互帮助。这个帮助最大的点在哪儿？现在很多学校跟我合作，常常是校长、书记亲自跟我合作，为什么？我是给他们提供帮助。我的概念是，没有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小孩规定成要自己教，为什么不可以让别人教呢？相当于我用各个大学的资源，最好的老师，最有创新的老师，汇集到一个平台。现在没有一个大学可以汇集几十个世界顶尖教授，清华大学都不可能，比如哈佛大学50多个诺奖，清华大学就1个，中国如果全部汇集起来，有这个平台，学生在这里学习就很容易了。

俞敏洪：你的老师不仅来自于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优秀老师？

郑泉水：以色列、MIT、哈佛、斯坦福，还有很多企业的老师，比如华为。

俞敏洪：把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引进到了这个机制中。

郑泉水：把企业的真问题引进来，这跟过去的大学是不一样的。这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使学生有很多可能的选择，这个选择一定是自己的选择。

俞敏洪：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郑泉水：现在有30多所大学在用类似的模式创建，所以试点规模又扩大了1到2个量级。清华大学的钱班不仅培养出了学生，也培养出了老师，这种创新教育模式的成功为其他大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零一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枢纽、生态和平台的角色，虽然我们每年招生人数不到100人，但通过与其他30多所大学的合作，能形成一个更大的教育生态系统，让学生和教师可以共享资源。比如学生在清华大学找不到合适的问题和老师，可以换一个地方去找，就像我书中提到的案例，毕恺峰在清华三年都没找到问题，到华为就把他激发出来了。

俞敏洪：通过你这个枢纽来匹配学生和老师，毕竟校园里的资源是相对单一的。

郑泉水：对，数字通信使得这个变成可能。当学生有很强的动力，就不需要老师天天盯着，只需要老师在关键点上做指导，比如这个方向不如那个方向，或者这个方向很好，但老师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你点拨。我的老师黄克智教授，我们认识30多年，他从来没教我怎么做，只是在我做的时候，他说这个“值得去做，我来支持”。我自己做的选择，我一定得对自己负责，但他的支持特别重要。

俞敏洪：这个特别重要。

郑泉水：其实这些最好的老师，寻求的都是这种学生，到了这个份上的老师，其实他们的梦想是想跟一帮年轻人解决他“天命”的问题。

俞敏洪：你也在书中提到过，现在的老师跟过去的老师不一样，在现在的数智时代，如果老师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全知人物，告诉学生学这个、学那个，就已经超出了学生的需求，因为学生本身带有创意性和年轻的冲劲，他会冲到未知领域，老师是凭着原来的底气和知识结构跟着学生一起闯未知领域，跟学生共同成就，而不是老师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郑泉水：书里有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MIT的老师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知识很渊博，我们教一碗水要有一桶水，但30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去MIT读研究生，他的老师要求他在半年之内必须可以给他上课。

俞敏洪：倒过来给老师上课？

郑泉水：对，后来我也参考了这种做法，我的博士生进来半年到一年之后，如果不能教我，他就得离开。

俞敏洪：他教你什么呢？

郑泉水：他做的（跨学科）问题，他应该走得比我快，他应该要走在我前面。这种方式就完全倒过来了，就把年轻人的活力都激发出来了。

俞敏洪：而且背后有老师back up，他也不会那么恐惧。

郑泉水：对，我毕竟有声望、资源支持他。

俞敏洪：这是一种新的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在中学都可以用。

郑泉水：好问题。比如我的学习，每周每天都在学习，但相当多的学习是跟着我的学生学习。我的学生每周都要看很多文献，然后给我做报告，我还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在3分钟内讲完那些东西。

俞敏洪：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学生讲的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你不知道，你会感觉内心不舒服吗？

郑泉水：我的前提是我就是不懂，但我要超越他，我教他问问题：为什么做这个问题？做的问题有什么价值？它的创新点在哪儿？等等。我对这些的基本判断是有的。经常是他看了一周的材料，用3分钟给我讲完，我提几个问题之后，发现我懂的比他多。怎么做的细节我一概不懂，你也不用告诉我细节，因为我不会做，那是你去做的，但他们对问题的把握是我教给他们的，我不是教给他细节，细节需要他自己看。

俞敏洪：这是老师最重要的责任。

郑泉水：MIT在30年前是这样教的，我过去10年、20年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俞敏洪：说一个现实问题，除了高考以外，中国的学生还有其他突围的办法吗？现在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都申请出国，也算选了另外一条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举个例子，零一学院办成一个非学位学院，我给学生发了零一学院的毕业证以后，就可以让你到国外继续读研究生，或者到华为这样的创新性机构工作，我觉得凭你的声望是有可能走出这条路来的。

郑泉水：有可能。

俞敏洪：如果能做，为什么不尝试？

郑泉水：首先说，这是有可能的。可能性在哪里？首先民营企业用人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在美国，像苹果、Google招工的时候不看学历，只看基础能力，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民营企业开始，政府机关会比较困难，但至少可以做。其次，我有方法论，有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是，大学教授相当于一个民营企业家，因为他是自己去找钱、定方向、招学生、发展团队，他自己就相当于一个企业家。他要自己找钱带博士生、招工，在大学里面的教授给你全额的博士生奖学金是真实的，钱班的毕业生若选择出国深造，问卷调研表明有96%的学生，国外著名表明大学教授表示假如选随他读博士，他愿意给奖学金，这个比例极高。

俞敏洪：钱班是全中国最顶级的班级了。

郑泉水：南昌大学70%的人进了C9。

俞敏洪：这么厉害！

郑泉水：某种程度上也是用脚投票，因为它是211学校。我用了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学生到企业实习半年，实习结束你要还是不要，结果不就很清楚了嘛！企业对他的团队精神、创造性、表达能力等各方面都一清二楚。他一方面到企业去学习，一方面又是一个筛选过程。

二十届三中全会说，以后问题要从企业出，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企业现在很难抄了，已经开始有很多自主创新了，包括华为投入到基础研究的钱超过整个科学院体系，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有这个需求了。现在缺的不是打工人，缺的是有自主创新意识的人才。

俞敏洪：现在中国不少企业在这方面是有意识的，比如你把零一学院放在深圳，深圳这样的企业就有很多，包括比亚迪、华为等等。

郑泉水：如果能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就不用担心学生的就业。

俞敏洪：真的不用担心，企业会抢的。你有一句话，不管是教育还是创新成功的变革，都是发生在体系外的边缘地带，你觉得零一学院算不算边缘地带？

郑泉水：零一学院就是边缘地带。你说它是大学吗？它不是大学。你说它不是大学，它又是大学，它不是培训机构，因为它培养人的高阶思维、创新思维。我解决的是国家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但不是在现有的体系内解决。如果看整个人类的创新，尤其是大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在体系外。

俞敏洪：正规体系不会支持大的创新，因为没法预判结果。

郑泉水：某种意义上还会跟现有体系相冲突。像柯达公司把数码相机发明出来了，甚至总裁想发展这个都发展不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柯达胶卷卖得非常好，你要把资源投到数码相机那边去，胶卷这边就很难做。

俞敏洪：没有办法凤凰涅槃，大企业这样的毛病有很多。

郑泉水：我认为是两套逻辑，大企业做到后面的时候是不创新的，因为关键是要降成本、提收入，这个时候可靠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特别重要，整个这套体系都是这样，否则比较难生存。创新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创新恰恰是十个成一个，或者是一百个成一个，但产品做十个不能失败一个，失败一个可能就亏本了，所以这两波人应该分开。

俞敏洪：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郑泉水：当然最好有关联。创新会失败，是高风险的，怎么让它活下去？这边赚了利润要拿一部分给它创新，它有了成就再反哺回来，这就是一个好的生态。

俞敏洪：你说的这个是英特尔的故事，几个老总坐在一起说我们要不要做储存器，最后大家说，如果你不是现在这个业务的老总，要把储存器这个业务去掉，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把它关掉，结果他们真的就把它全部关掉了，最后有了英特尔的今天。

郑泉水：是的。有很多公司是养一个大团队继续做之前的业务，同时创建一个新团队做创新，因为创新一定要养。

俞敏洪：而且要有一定的间隔。

郑泉水：据我所知，华为对这批人，很多年都不做评价，就让他们试错。

俞敏洪：华为确实一直比较牛。

郑泉水：这块做得很好，效率做得非常高。

俞敏洪：常规业务做的很好，科研也做的很好。所以你们现在跟华为有比较好的合作。

郑泉水：有很深的合作。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很难动现有的大学，就让它继续做好自己，我们则来做一个创新的东西，最好十个里面做成一个就行了。

俞敏洪：现在激发中国大学生的学习和创新兴趣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了。很多大学生其实眼中无光，他们进了大学不知道要干什么，也没有老师告诉他们或者跟他们一起共同探讨他们应该干什么，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创新的路往什么方向走，学科的路往什么方向走。他们的大学生活就是高中生活的延续，到了期末最后一个月拼命考试，考完了第二个学期接着打掼蛋，最后一个月又去考试，最后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浪费中国的青年资源。

郑泉水：而且这个比例非常高。前不久北师大教授刘坚做了调研，比如大家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考大学，如果脑子里只想着我要考上大学，那基本就很麻烦了。

俞敏洪：绝大部分高中生是这样，目标就是考大学。

郑泉水：那考完大学以后，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考GPA、考GPA、考GPA，再下一个目标是考研究生、出国，把考研究生、出国当成人生目标，这非常可怕。再接下来还不知道就去考博士，到博士毕业就已经快30岁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俞敏洪：最美好的年华都过去了，这是中国青年人持续了二三十年的迷茫。

郑泉水：现在的问题是，大学老师并没有介入，因为整个评价体系不鼓励他介入。

俞敏洪：他们既不介入也懒得介入。我当过两年大学老师，大部分大学老师对自己教的学生是没有成就感的，他们一年又一年重复自己的讲义，重复自己的理论和思想。

郑泉水：并且对他的发展没有意义。研究生至少还可以帮你打工，而本科生也不能帮忙打工，教他本质上没有热情，也没有激情，他就是单纯地传递知识。

俞敏洪：我跟大学老师聊天，他们说，我们没法讲得激情飞扬，因为学生不听。我说，学生不听不就是因为你讲的东西太老了嘛，或者你讲的没有创新，学生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倒过来我跟学生聊天，学生就说老师讲得一塌糊涂，内容我随时都能够搜到，我听他的干什么，学生和老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互相向下的飞轮。

郑泉水：再加上评价体系，学生评价老师，我觉得讲得不好就打低分，拿到低分的老师就会讲更容易一点的内容，这样知识就变得没意义了，直接就往下走了。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根源是，学生为什么去上这个课？我不知道为什么上这个课，我干嘛花工夫？自然老师上的课就没意思了。老师讲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老师当然也觉得上课没劲。

俞敏洪：往下一看，一半学生在玩手机，你还怎么讲？没法讲了。（笑）

郑泉水：这不是靠你讲得精彩就行的，为什么？你讲得再精彩，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也不行。

俞敏洪：学生学习的功利化现象很严重，老师的引导有主要责任。

郑泉水：老师讲得特别好可能会有帮助，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经常让年轻老师上课，年轻老师讲的课可能并不出精彩，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知识的理解可能也就比学生稍微多一点，所以讲不出故事来。

俞敏洪：老师对自己讲的这堂课对于学生未来意义的陈述，以及让学生重新认可这门课的意义是特别重要的，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老师也不知道自己讲这门课有什么意义。

郑泉水：讲了几轮就成了重复，一点意义都没有。

俞敏洪：你在书中反复推崇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其实中国人一点都不笨，按照智商测试，中国人跟以色列犹太人完全在一个等级上，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弄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呢？

郑泉水：创新是一种涌现，而不是靠人多人少，但创新确实需要有一定的人才规模，因为创新有成功率，假如二十个成一个，至少要有二十个团队在做创新。现在的问题是，最好的大学里真正做创新的人太少，所以要有一定的人才密度，要有临界尺度，这就会出现钱学森说的，这批人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你追我赶，成了一个，大家都好。比如这种非常创新的企业做到最头部的时候是颠覆性的，完全能把其他人打倒，所以他的利益非常大，如果大家能分利，就会形成一个生态。

俞敏洪：你觉得以色列创造了这么一个生态吗？

郑泉水：以色列是每个人赚了钱，大概会拿出10%、20%做教育，做创新。以色列拿钱出来支持创新，80%的钱政府出，20%的钱是私人企业出，做不成就算了。以色列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提问题，不看成绩。

俞敏洪：所以跟他们从小的教育体系有关系。

郑泉水：对，我们要学习这套体系。2014年我们跟以色列合作了一个创新中心，他们赚了钱以后，会拿出一定份额给社区，这有点共产主义。全球以色列人才1400万，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打伊朗、打加沙，这肯定是疯了，但所有的事情要一分为二，该学习的东西就要学习，该批判的就要批判。我们最优秀的人肯定不比他们差，但他们的优秀比例非常高，他们很多人都成长得比我们好。

俞敏洪：我觉得是教育体系的问题，其实中国孩子在教育上花的时间一点都不比以色列少。

郑泉水：我们做过一个对比，在以色列，男的要当三年兵，女的要当两年兵，当完兵以后一般都要出去玩一年，其实不是出去玩，而是去寻找我该做什么。上大学之前想得比较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这个教育跟我们不一样。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学习，我们的教育是让孩子考上大学，然后从社会获取资源，却没有教孩子要为社会创造价值，虽然我们总是强调教育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但现实情况中却往往相反，这种教育观念是虚假的。犹太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如何创造价值，比如家里给小孩1块钱，你怎么能用1块钱赚更多的钱，一开始就有做闭环的概念，如何用任何一个财富创造更大的财富，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也是缺失的。

俞敏洪：你刚才说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以色列的孩子从小就以提问教育作为核心，在中国，如果孩子勇于各种各样的提问，中国的中小学老师首先就疯了！（笑）中小学老师最怕学生提问，到现在还存在一种情况，如果有学生说，老师，这个地方讲得不对，居然会有老师报复这个学生，甚至我还看到过新闻，老师看到学生看课外书，把学生骂到最后自杀了，这太荒谬了。

郑泉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痛点。

俞敏洪：你也说过创新的本质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为社会创造价值。提出问题肯定是最关键的，我们人生中有时候也要为自己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我发现学生在学习中，自己提不出来问题，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团糟，非常琐碎，非常迷茫，但也提不出来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而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对一个学生来说，尤其是对未来要走向创新的大学生来说，他在学习过程中怎样提出正确的问题呢？

郑泉水：这个问题非常难，尤其是提出好问题特别难，尤其是经过应试教育的小孩。我带了很多博士生，他一进到我的组，跟了我三四年、四五年了，他也依然有一个习惯，不提问题。

俞敏洪：你告诉他一个问题，他会想办法去解决，但他自己提不出问题。

郑泉水：对。比如他做报告，一开始全是关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看文献也是关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恰恰不会关注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做任何一件事情，做得成功不成功，提问是第一位的，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价值？做出这两个判断其实才能解决问题。要创新，第一位就是要提出关键的好问题，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维度，这时候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度思考，另一方面是视野开阔。

俞敏洪：深度思考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对不对？

郑泉水：对。人才首先是人，其次是才，人要格局大，眼界开阔。视野开阔跟能提出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光视野开阔也依然提不出好问题，还要有深度思维才能提出好问题，因为有了深度思维就可以做很多选择。

个人觉得，我们国家的研究、创新水平有很多问题，原来我们原创性的东西都是跟着别人走，美国人先定义了，欧洲人先定义了，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完善，而且还能做得很优秀，但我们依旧没有回归到问题的本质，我们不提问题。

俞敏洪：很多中国公司在模仿国外的创新公司方面做得很好，但模仿到一定程度后，突破性的创新能力就不足了。

郑泉水：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原创性突破。中国往往在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上进行模仿和改进，而不是提出自己的原创性问题，这种模仿的模式使得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只能进行改善，而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而且即使你有了非常好的原创性的想法，你也会受到外界的质疑，例如“为什么美国没那么做？”这种外部评价的影响会使我们在创新过程中更加谨慎。

俞敏洪：中国怎么样能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迹象，中国或多或少开始提出原创性的问题了？

郑泉水：是的。现在大家还没有特别大的信心，但我认为DeepSeek的梁文锋其实提了一个好问题。一定意义上讲，OpenAI的方式是走不通的，是误导性的，它是靠堆积物理资源做的，芯片一卡，中国就赶不上了，但我认为梁文锋用了另一个思路、另一个新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俞敏洪：这种新模式的建设，即使不成功也是值得尝试的，何况还有局部的成功。

郑泉水：我认为DeepSeek还是蛮成功的，DeepSeek的影响蛮大的。我过去同时做两个研究，一个是做教育，另一个是做自超滑技术。更早前我做的很多东西，依然意义不大，因为它并不是非常源头的创新，它的意义展现不出来。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一开始做的问题不够疯狂就没什么好做的。

俞敏洪：那到底什么是疯狂的想法？

郑泉水：疯狂就是，假如我能解决，世界就改变了。但这个怎么可能解决呢？这是疯子！

俞敏洪：最初很多这样疯狂的想法，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吗？

郑泉水：是的。疯狂的想法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不对的，大家会想你怎么可能做成呢？

俞敏洪：要么就是不对的，要么就是违背所谓常识的。

郑泉水：我印象很深的一本书是2010年出版的《创新的国度》，讲以色列。第一页就讲电动车，他认为40年之内电动车不可能实现，埃隆·马斯克做电动车，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疯子，比如他要做SpaceX，回收火箭，大家觉得这是疯子，但你看到他硬把它做成了，影响就很大了。我认为有几种疯法，一种是无知的疯，违背现有的物理定理……

俞敏洪：我认为你的自超滑就有点这个意思。

郑泉水：不，我是符合物理，我就是基于物理做的。

俞敏洪：我不懂，等于完全摆脱了摩擦力？

郑泉水：不是，自超滑是完全基于物理的一种做法，它不是一个工程。物理上讲是可以实现没有磨损，摩擦系数等于零，磨损等于零，动能摩擦很小的状态。

俞敏洪：这算不算很狂的想法呢？

郑泉水：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俞敏洪：但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实现的希望。

郑泉水：我从物理上知道它是可以实现的，并且我在技术上把它实现。当时我做这个的时候，没人相信会实现，并且还有理论证明它不会实现。但我认为那个理论证明有问题，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物理，它是因为试验失败了，理论上去解释为什么会失败。我是从物理的角度，认为它会成功，所以很多年，很多时候。包括我的学生根本都放弃了，认为不可能成功。

俞敏洪：这算是你一生中最疯狂的想法，还是说你还有更疯狂的想法？

郑泉水：是够疯的，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零一学院）也够疯。

俞敏洪：相当于一个墙壁你要凿开一个洞。

郑泉水：你认为中国应试教育能不能改变？

俞敏洪：我认为短期内没希望。

郑泉水：我认为能改变，这不就够疯了嘛！怎么改变？我说用成功来激发成功，进而推动改变。

俞敏洪：不是去指责，而是用自己的案例来表明这件事情的科学性。

郑泉水：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成功，看到周边的小孩都成功的时候，你就会复制，你可以用数字技术倒逼社会必须改，国家也要求改，但能不能真正成功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因为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俞敏洪：一堵黑色的墙中间裂开了一条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觉得你比我有勇气，也更加有信心，这特别了不起。

俞敏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60多岁了，也算是活得开朗。你回头看这几十年的努力，人生是不是还是丰富、合算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再往后，你自己还会有创新能力吗？后面的岁月我们如何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零一学院现在本身就做的特别好，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郑泉水：什么叫青年？大概在2023年，我做了一个定义，青年就是感到自己还可以去做一个长达20年以上的没有的事情，这是青年。虽然我现在60多岁了，但我还是青年的心态。你想象自己还可以做很长时间，你想做一个事是一种心态，这个过程还可以不断地学习，从这个角度讲是可以的。我现在60多岁，对我来讲选择这条路是很难的，包括家庭都很难。

俞敏洪：你孩子长大了，也大学毕业了，为什么还难？

郑泉水：也有很多纠纷。因为我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做零一学院，另一个是自超滑技术，这两个事同时做就非常艰难，但我却意外地发现这里有内在的关系，所以就一直在做。当然，60岁的做法跟20岁的做法不一样，60岁的做法是做非常创新的事情，带团队、带年轻人一起做，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俞敏洪：实际上是靠年轻人推动创新，让后援力量来完成我们最艰难的使命。

郑泉水：对，这是我的使命，学生也很认可，我们一起做。

俞敏洪：你如果真的开始在零一学院招学生来上学，我觉得会有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宁可不拿清华的毕业证书，但我送到郑老师那儿，也许四年以后真的能变成中国国际型的创新人才。北京新东方在造一个20多万平方米的校园，说不定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零一学院学生的学习基地。凭着你对创新的理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郑泉水：好的。我也欢迎更多人来参与，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

俞敏洪：这比给某个大学捐点钱更有意义，因为能更加自主，能看到你的学生，因为你的介入和努力而变化，这是特别重要的。零一学院发的不是学位证书，是结业证书，当华为看到零一学院的结业证书就马上录用了，这就是价值。这比你自己获得一个诺贝尔奖更加有意义。

郑泉水：要把事情做成，不问结果。

俞敏洪：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郑泉水：因为我已经活得可以了，我也不愁吃，不愁穿。

俞敏洪：今天我又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是一种想透了的开放心态，一种光明心理，特别好。中国的创新教育太重要了。

郑泉水：这个事情真的可以做成。之前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清楚，现在我想得越来越清楚了，知识性教育，我可以聘一些退休老师，知识性学习可以在网上学。

俞敏洪：知识性学习不是难事，几乎所有课程，网上都能找到，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很强。最后，对我们的网友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郑泉水：谢谢大家陪了我很长时间，刚刚跟俞老师聊得很开心。我讲的都是真心话，是我几十年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来讲特别有价值，我真心认为这是对人有价值、对社会有意义的特别有效的方法。当然，需要有点勇气，我们办的学校也是在挑选人才。

俞敏洪：依然是一种为国为民的大担当。

郑泉水：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各个领域的支持。

俞敏洪：因为你不是空谈，你有着清华钱班这么长时间的经验，对创新人才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能调动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包括公司在内的项目资源来支持，大家觉得这个非常可行，如果是空谈，大家也不会太感兴趣。网友说，郑老师的对谈改变了我对院士的看法，大家原来觉得院士是空谈的，或者是挂个头衔的比较多，你是真正在干实事。（笑）

郑泉水：我这里有几十位院士参与，他们觉得这个事应该做。

俞敏洪：院士愿意参与，依然是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

郑泉水：对，院士一般都会做出蛮大的成就，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也在思考，到底是只为自己的团队，还是做更大的事情。

俞敏洪：想通了，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为更大的事业奉献。

郑泉水：但是需要有平台，我们一起来建这个平台。

俞敏洪：只要你愿意接纳，我还是很愿意参与的。

郑泉水：乔布斯说，要向所有人学习。孔夫子说，要向所有人学习。你比我强的地方太多了。

俞敏洪：哪敢，特别感谢郑老师，今天聊的很开心，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创新对于中国多么重要，中国教育现状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有多么重要。

我再介绍一下这本书，《破界创生》是郑泉水老师用了一年的时间写出来的，是他在中国创新实验的一个真正的总结，不光是理论上的总结，还有案例、实践的总结。这本书特别值得买给孩子看一看，如果你是中小学老师，尤其是大学老师，更加值得看这本书，因为郑老师本身就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带了创新型清华钱班，后来做了零一学院，得出了中国多么需要创新，创新的学生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经验。如果我们沿着郑老师所说的去做，“一中心、双螺旋、三聚变、三生无界”，你大概就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到底往什么方向走，才能摆脱中国传统的相对比较僵化的灌输性教育，如何运用这些孩子已经学到的知识和信息去寻找自己内心的爱好和激情，并且最后能够突破自己，让自己终身寻找到像郑老师这样的热情，对研究的热情，对于生命的热情，对于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热情。

郑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头衔，但我从郑老师身上看到了一种作为知识分子的纯真。从开始上大学，最后自己专注力、好奇心、激情的投入，让自己在研究领域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个突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老师会无条件地推举他，后来郑老师有了社会地位以后，变成了他无条件地去托举自己的学生，推动自己的学生往创新的方向发展，给学生更多的平台，并且给学生寻找在现代这个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更好的机会，比如和华为、比亚迪等这样的大公司合作，使孩子的创新研究有落地的可能性。

郑老师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无数的学生由眼睛里已经失去光芒的状态，重新又变得两眼焕发出光芒、对研究的光芒，或者说对未来有信心的光芒。我们都知道，只有这样的光芒才能穿透学生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迷茫，才能穿透这个社会，让年轻人像光一样往前走。当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祖国的青年就有了希望，祖国的未来就有了希望。

零一学院本身是一个没有制度化体系保证的学院，现在是靠着深圳政府的支持来运转，未来我们也要寻找零一学院自身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支持创新学院的发展，以一种非制度化状态来突破今天中国制度化创新的不足，这就是郑老师未来的天命。这一天命如此神圣，如此伟大，值得所有有识之士来支持。我们可以通过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努力，就像郑老师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把钱班打出了全世界的良好名声一样，假以时日，有郑老师的纯真，有朋友们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有全世界创新资源可以调动，零一学院就可以为中国的创新撕开一个口子，并且透出光芒来。再次感谢郑老师。

郑泉水：感谢你，期待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对家庭、对民族非常重大的事情，也能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很有意义。

俞敏洪：再次感谢郑老师，中国科学院有你这样的院士让我们感到骄傲。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郑泉水：谢谢大家，再见！

来源：老俞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