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发自内心具有热情的事情去实现它，走向自我实现，而不是把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平民。当时我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

家长面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这个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

因为人天生不同，有的人适合做这个，有的人适合做那个，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有艺术禀赋，而适合读书的人，我认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比例。所以，并不是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的特长，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和热情。我们看到，经常有一些大学的硕士、博士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走上绝路这种悲剧性的事件。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勉为其难——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是做学术工作的材料，你逼着他们，他们硬撑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不光在学术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

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是占到外卖骑手的20%，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来解读呢？我个人认为，这些骑手是自强自立的；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所谓学历的面子，首先自食其力，靠自身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我觉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就告诉我们职业生活的变化，不见得你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化就越快。这些骑手也不会干一辈子骑手，他们以后又会转向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对职业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而且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在未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非常稳妥的高收入工作、办公室里的白领，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岗位就消失了——就像会计、翻译、银行职员这些岗位正在大量消失。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发展自己应变的能力。这种应变的能力还是建立在一些核心素养基础上的，有一些更基本的能力是在那些专业能力之外的。讲职业能力，不见得就是炒菜、汽修，实际上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检索和收集信息能力，等等，有很多方面。

前两天，有一位科普作家郝景芳，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自己创业办童行学院，她这篇文章的概念是什么呢？她说：为什么我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郝景芳和她的老公都是清华的博士，有的人认为：她的孩子要不上清华，说不过去。她说：我期望他们能够上一个一本院校，就可以了。在这篇文章里，她进一步很详细地阐述了她对于未来和职业的见解，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非常精辟的。我们经常说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未来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切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都是大家在构建、在想象。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我们非常多的已经习惯的职业会快速消失。有的人认为，当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进入职业生活的时候，今天的职业可能要流失30%-4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有更多新的职业出现，新的领域、新的技能出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职业应该采取的态度。

郝景芳说：“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上清华北大，清华北大加在一块，一年招一万个学生，我们每年的应届考生八百到九百万，考上的概率是多少？大概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有人说：‘不行，我至少要上一个985、211。’985、211加在一块，每年招生五十万，概率是5%。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是要多么优秀，才能在同龄人当中占到前5%？这是不是对子女过于苛刻的要求？为了这个目标，孩子是不是也可能牺牲掉很多东西，他/她的健康，他/她的乐趣，他/她的个性发展，甚至他/她的生命。”她说：如果我们光看清华、北大和985、211的话，我们的家长都可以崩溃了，觉得没戏了，其实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职业时代正在到来。过去我们碰到的无非就是公务员、老师、银行职员、开一个小店，等等，这种对职场的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如此，未来十年将会发生更剧烈的变化。这就是前瞻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优质的新的工作，高薪、体面、有趣、前沿、朝气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毕业学校，只要有能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机会，这就是现在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游戏行业现在每年要招聘约五十万人，动漫行业每年要招聘三十万人，各类产品经理岗位每年要招聘七十万人，各类设计师岗位每年要招聘一百五十万人；仅仅这四个新兴行业或者岗位，每年的招聘人数就达到三百万。还有其他的新兴领域，包括互联网运营、大数据安全、产品经理、建筑设计、影视动漫、综艺、娱乐、直播、销售、游戏开发、宇航科技、文化文旅、生态保护、家庭陪伴、心理咨询，等等——光这些新兴行业和新兴领域加起来，年需求量就是一千万；也就是说，每年的毕业生全部都放进去，大概也差不多。

而我们学校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热门领域中，包括大数据、动漫、设计，它们的招聘缺口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你有能力，你都有可能就业，这和考公务员完全不一样。郝景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具有前瞻性，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未来观，我们就会知道：上不了名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孩子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特长，尤其是对新兴起的这些领域和职业，没有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做过尝试——这才是令人担心的。如果你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只知道这么一招，那么，在独木桥之外有广阔的道路可以走，而你看不到、不了解，被自己的视野所局限。

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欧国家、在德语系的国家，高中生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那么高。不光是因为这些国家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比较均衡——开卡车的、做修理工，待遇和一个教授是差不多的，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样重要的就是，很多学生的兴趣不在于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够驾驭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开个点心店、做个烘焙、开个花店，自得其乐，又能养活自己；也很体面，收入又不少。所以，青年一代的职业感和新的社会需求正在出现，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上一代人的虚荣心去绑架孩子的选择、孩子的未来，给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个人只有相应的空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们要回到教育价值观的主题。我们教育的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的目标，因为我们在很长时期是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还是大专。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在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群中，中国现在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这就是进入了国际评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了50%就是普及化了。随着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韩国、台湾地区看到的那样，不需要很高的考试分数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说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所以，韩国已经把它的教育发展目标改为“幸福教育”。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善。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标的。

周国平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你喜欢做的事，你八小时都在做，当然很幸福——八小时之内就幸福了。还有第二个方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跟他(她)一块生活，那你八小时以外也幸福了，二十四小时都是幸福的。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尤其是对家庭教育而言。家庭教育，家长不是逼着孩子要追求提高排名或者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而是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乐，最后达成幸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很多家长很不容易，我看过很多这种信息——最后子女走上绝路了而痛不欲生。就是说，其实上不上名校也没那么重要，上一个普通学校，最后结婚生子，其乐融融，不是也挺好的吗？不要把学生逼到绝路上去，否则悔之已晚。

教育内卷化形成，外部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学校等级，内在原因就是家长的价值观、家长的选择——能不能采取一种更开明、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逼着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难以取胜的道路。

来源：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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